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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日报全媒体评论员 周丽萍居民收入是每年关注的热点话题。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过去5年极不平凡极为不易,面对疫情冲击经济下行,国家采取包括推动稳就业、落实就业优先,减税降费,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等“真金白银”的政策举措,实现了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的承诺。在今年经济复苏大环境下,达成这一目标更加乐观和有信心。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经济增长是基础。今年5%的预期增长目标兼顾了速度和效率,符合经济运行走势和经济发展规律,也有利于引导各方面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推动高质量发展。国内外都对今年中国经济较为乐观,认为今年实现增长目标切实可行甚至有望达到更高水平,这就是对居民收入增长的最大利好。当前全国各地的发展信心和劲头很足,据统计31个省区市中有27个省份预期目标高于全国。四川开年就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出台《聚焦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的若干政策措施》等务实举措,推动全省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确保完成既定目标任务,让发展成果惠及民众。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不仅有利于民生福祉,也是稳经济促发展的需要。收入乃民生之源、消费之基,手中有“粮”,心中有底,百姓才真正“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从2013年起,我国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50%,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2021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5.4%,拉动GDP增长5.3个百分点。但2022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2.8%,拉动GDP增长仅1个百分点。当前经济修复的一个重点就是修复消费,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消费以收入为支撑。按照经济学的持久收入假说,居民消费不只取决于现期收入的绝对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长期预期即“持久收入”。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就是稳定心理预期提振信心,加上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具体政策举措,着力解决民众“有钱可花”和“有钱愿花”“有钱敢花”的问题,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收入分配应更加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两个增长基本同步,但并不意味所有阶层的居民收入都实现了这种同步。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中间偏低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受疫情影响较大,其收入涨幅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按边际消费倾向理论,高收入阶层的收入用于消费的占比很小,而中低层的消费边际倾向最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才是实实在在的内需力量。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避免两极分化看,因为基数偏低,中低收入增长也要超过平均的增长速度。因此要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把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提升起来,然后再通过二次分配、转移支付、税收等调节手段,使收入增长更多惠及中低收入群体。“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持续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富裕。在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收入利益问题上,期待拿出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让民众的“钱袋子”鼓起来。

(记者 王培哲)去年11月,《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上,我国提出重点建设若尔盖、三江源、青海湖等湿地类型国家公园。目前,川甘两省已完成若尔盖国家公园评估区科考报告编制、范围和分区论证报告、绿色转型实施方案等创建任务。在若尔盖国家公园创建过程中,川甘两省实施了生态补助政策,开展了现代草原畜牧业试点。阿坝州也对公园周边地区交通运输体系建设进行了系统研究,开展了系列前期工作。全国代表、阿坝州州长罗振华认为,若尔盖国家公园周边仍面临草原畜牧产业转型速度不快、科技支撑不足等瓶颈。公园周边的交通骨架及相关网络尚未形成,基础设施防灾抗灾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他提出两方面建议——提高生态补助标准,支持草原畜牧产业转型升级,强化科技赋能。建议根据天然草原饲草产值,科学确定生态补助标准,增强群众保护草原生态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统筹安排畜牧产业集群项目,重点支持规模化标准化养殖、精深加工、冷链物流、牧草种植发展等,加快探索可复制、能推广的现代草原畜牧业新模式。支持公园周边区域围绕“优质牦牛、藏绵羊种源保护、改良”“牧草种子研发”“鼠虫害防治”“珍贵野生动植物保护”等重点领域,建设若尔盖国家公园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加快G0611张掖至汶川高速公路(四川段)建设,尽早开工建设阿坝第三机场,尽早启动格尔木至成都铁路项目前期工作。罗振华表示,高质量发展现代草原畜牧业、补齐交通基础设施短板,是高质量推进若尔盖国家公园建设的有力举措,也有助于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的发展目标。

四川农村日报讯 记者 李丽颖 见习记者 赵博文今年全国期间,聚焦农业科技创新领域的热点难点,代表委员们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总的重要讲话精神,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赋能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做强农业“芯片”推动种业振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对粮食生产有重要意义。全国代表、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杨武云最关心的,是如何加强特色种质资源的发掘利用。杨武云说:“这些宝贵资源中,有相当部分是地方特色突出、具有开发独特价值并能很快形成特色产业的珍稀特资源,因此迫切需要国家设立科技专项和政策支持,加快特色种质资源的进一步精准鉴定和开发利用。”杨武云建议,国家启动科技攻关专项,充分挖掘优异基因与地方特色资源。对新抢救收集的种质资源进行重要性状表型精准鉴定、全基因组水平基因型鉴定及关联分析,以发掘新基因、创制有重要育种价值的新种质,为新品种培育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目前我国已建立较为完善的植物品种测试体系,有测试分中心、区域试验站、特性鉴定站、种子质量检验检测机构,但尚未建立国家级综合测试中心。”全国代表,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徐州市农业科学院院长李强建议,要加快国家植物品种测试中心立项建设,促进植物品种原始创新,增强品种权保护意识,推动名特优植物测试技术研发,提高我国种业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助推种业振兴。西北地区农作物制种产业在种子繁育、农民增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种子检疫和健康检测体系不完善,种子安全问题频发,限制了产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全国政协委员,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李宝聚建议,建立联合检疫机制,强化入境检疫;加强种子检疫科技支撑,建立种子检疫性病虫害质量控制和检验检疫中心。加快科技创新激活发展动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技和人才的推动,代表委员就如何加快自主创新和科技人才培育积极建言。“适度加工、精准加工、柔性加工、低碳节能加工已成为油脂加工行业的迫切需求,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江南大学等科研单位围绕产业需求研发出了一批具有重大应用潜力的技术和装备,亟待加强转化应用力度。”全国代表,国家健康油脂产业科技创新联盟秘书长、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研究员邓乾春提交了《关于加强科学健康用油的建议》。邓乾春建议,充分利用各级油料科研机构和科研人才优势,提高现有油料加工新技术等科研成果转化力度,将高品质食用油加工装备纳入国家农机补贴,加速传统油料加工业的升级改造。此外,支持油料加工产业所需的基础研究、技术标准制定、应用研发和产品创新。农业科技人才关系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蛋鸡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山东农业大学教授林海建议,整合相关企事业单位和高校的资源优势,推动农业相关就业岗位与农科类毕业生就业实习见习的有效衔接,不断创新体制机制、完善政策措施、健全服务体系,让更多的农科类毕业生在基层就业的沃土上发光发热。发展绿色农业注重生态效益绿色发展是农业发展观的一场深刻。围绕绿色低碳农业,代表委员就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农业污染、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等方面提出了建议意见。“目前我国单位面积秸秆产量大、作物种植茬口紧,秸秆利用的产业发展不充分,尤其是存在秸秆产业链经济效益不高、秸秆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全国代表,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赵立欣建议,一是加快秸秆高值利用技术研发;二是开展秸秆高值利用试点县建设;三是强化秸秆高值利用政策机制保障。从注重数量向提升质量转变,加快推进秸秆高值化利用,提升秸秆产品附加值,实现秸秆利用产业提档升级,推动秸秆综合利用走上绿色高值可持续发展之路。我国是世界第一畜禽养殖业大国,现阶段面临着规模化养殖废弃物排放量大、种养脱节、资源化利用水平低、畜禽养殖污染严重等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全国代表,国家生猪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印遇龙建议,从畜禽养殖源头减控提质、粪污处理过程综合控制、农业种养一体化生态利用等环节,开展基础研究、数据积累、集成示范,推动生态养殖与种养结合,有效缓解养殖废弃物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实现科技创新驱动养殖业及关联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土壤污染防治同样关键。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阳江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黄显良建议,要开展土地污染普查与检测工作,对受污染土地进行化学、物理修复,或采取轮作非食用农作物的方式进行生物修复,给土地一段“休养生息”的时间。同时,改变农户传统耕作习惯,进一步推广绿色生态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模式。

(记者 李婧 裴逊琦)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3月7日提请十四届全国一次会议审议。两高报告从依法服务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城乡基层治理和平安法治乡村建设,到优化农村营商环境、公益诉讼守护美丽中国,多次提及与乡村振兴相关的内容,回应民生关切,也引起代表委员的关注。最高法报告指出,加强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大力创建“枫桥式人民法庭”,10050个人民法庭扎根基层,充分发挥处在服务人民群众第一线的优势,积极促进城乡基层治理和平安法治乡村建设。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梁满红深有体会。她介绍,目前,人民法庭的定位和特色日渐明晰,专业化建设取得很大进展。以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法院双桥人民法庭为例,该法庭打造“沃柑法庭”特色亮点,妥善处理相关纠纷。“沃柑法庭”自成立以来,化解大量诉前纠纷,参与基层治理效果明显。“我认为,应大力发挥基层人民法院,特别是处在乡村振兴最前沿的人民法庭的作用。首先,推进人民法庭规范化、信息化、智能化建设,确保在新时代能更好地为乡村振兴提供司法服务。其次,调整好人民法庭的区域布局,明确好功能定位,发挥好面向基层、面向农村的优势。”公益诉讼是今年最高检报告的高频词。公益检察诉讼领域不仅有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而且还包括农产品质量安全等,对农村生态宜居、产业兴旺有重要推动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高洁认为,检察机关应进一步充分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一是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全力助推美丽中国建设。二是持续聚焦人民群众“舌尖上”“头顶上”“脚底下”“邮包里”的安全问题,用公益诉讼检察办案实效守护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三是凝聚共识形成公益保护合力,构建“检察+”联动格局,推动各方力量积极参与,形成协同保护的社会治理格局。“实践证明,公益诉讼聚焦资源保护等领域,为推进解决‘公地悲剧’和社会治理失灵造成的难题发挥了有效的作用。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加快推进检察公益诉讼的专门立法十分重要,有利于更好地保护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高洁介绍。除人民法庭、公益诉讼外,两高报告中严惩“村霸”、优化农村营商环境等内容也受到关注。“我印象最深的是报告提到持续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尤其听到一批‘村霸’‘街霸’‘矿霸’被绳之以法的内容,我非常欣慰。”全国代表、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方豪龙最关注惩治“村霸”的内容,他说,“现在农村社会治安形势明显改善,群众的安全感大幅度提升,希望相关部门保持对黑恶势力的攻势,彻底铲除黑恶势力的滋生土壤。”营商环境也是两高报告中的热点。最高法工作报告指出要妥善化解涉农产品产销、特色产业投资、农村电商、乡村旅游等纠纷,优化农村营商环境;最高检工作报告指出,要做实对国企民企、内资外资等各类企业依法平等保护,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把企业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保护落到实处,促进保就业、保民生。“两高报告中的这些内容,让我对今后的产业发展充满信心。”全国代表,天能控股集团董事长、浙江省长兴县煤山镇新川村张天任对以上内容尤为关切。他表示,两高报告强调把企业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保护落到实处,尤其是强调优化农村营商环境,这让他感到十分有信心。

(记者 郭少雅 裴逊琦 余瑶 姚媛 刘诗麟 王甜 崔建玲 李婧)乡村治、郡县稳;郡县治、天下安。乡村善治与否,不仅关系着亿万农民群众的生活是否安定有序,也直接决定着乡村全面振兴的根基能否稳如磐石。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如何持续激发乡村治理新效能?全国期间,多位代表委员热议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路径,为乡村善治建言献策。资料图片夯实战斗堡垒——基层党组织是乡村发展的主心骨习总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肌体的“神经末梢”,要发挥好战斗堡垒作用。对此,代表委员们深有感触。全国代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大庙镇小庙子村党总支赵会杰说起这些年的基层工作,最大的感触是“打铁还需自身硬”:“无论何时何地,基层党组织都是乡村发展的主心骨,在乡村治理之中,必须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让党员在各项治理中积极主动地示范行动起来,这在乡村熟人社会发挥的是不可替代的作用。”“夯实基层党组织,人是最突出的因素。”全国政协委员、民革陕西省委会副主委、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杜海峰在调研中发现,近年来,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虽然有了进一步提升,但仍然存在因人口外流而选人难的“量”的问题,“首先要‘开源’,在人口分散地区设立党总支、联村党委,以大学生村官、包联干部等多种形式增加基层党组织的力量。同时还要‘挖潜’,建议针对参与乡村工作的党员干部设立‘乡村振兴突出贡献奖’等表彰奖励,激发基层干事创业的热情,鼓励优秀的人才留在乡村、建设乡村。”“高质量的基层党建方能引领村庄的高质量发展。”全国代表、江苏省张家港市永联村吴惠芳对基层党组织建设深有感触,村干部处在农村工作第一线,既要能带领村民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还要善于抓好乡村治理,既要懂得经营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又要具备过硬的素质,“但目前村干部选拔渠道,并不能完全满足乡村治理的需求,也没有形成一套标准化‘流水线’。”为此,他建议将村干部的培养起点前移,在高校设立村干部专业或学院,通过定向选拔、定向培养的模式,快速打造一批既有专业知识、又具备一定实践经验的村干部,“让足够的人才为基层党组织蓄能”。建设数字乡村——下好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棋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余村,“互联网+医疗健康”的智慧健康小屋可以一键提供个性健康建议方案;安心游、安心停、掌上公交等智慧交通系统实时反映着余村所有的道路情况;通过“乐居余村”小程序,村民可以尽情享受“云端未来社区”。这样的生活场景往往让前来参观旅游的城市居民“只慕‘乡村’不羡‘城’”。“我们致力于打造‘未来乡村’,乡村的未来应该是便捷的、科学的、高效的。”全国代表、余村村党支部汪玉成说。做好了数字乡村的建设,掌握了改变乡村治理生态的有效工具,下好了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棋,但其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全国代表、山西省襄汾县古城镇关村党支部王晋刚告诉记者,大规模的数字乡村建设,势必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技术、设施设备、人力,这需要大力加强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调动大量的高新技术等资源向广阔的农村集中。但目前,不管是各地、各部门,还是农村,数字化建设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的现象,导致了各个数字系统之间存在着隔离和鸿沟,不能综合有效利用。他建议,数字乡村建设应从国家层面统一规划、统一建设标准、统一整合各方资源,构建“全领域、全天候、全要素、可视化”乡村振兴大数据平台,形成集实时监测、快速预警、主动预防和决策指挥于一体的乡村振兴运行管理中心,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加强顶层设计是关键。”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重庆市委会副主委、市民政局副局长邓琳说,要统筹考虑乡村区位、产业、人口、公共服务等情况,科学编制村庄规划,合理确定村庄发展规模和功能定位,“在这个基础上搭建的智慧村务管理和服务平台,才是真正有效的乡村治理‘数字化’。”作为数字乡村的先行者,汪玉成还有更长远的想法,要通过搭建“网上议事厅”等平台,让农民自己“说事议事主事”,实现在线议事、在线监管,拓宽村民参与乡村治理渠道。用数字技术赋能智慧乡村建设,构建智慧化的农村治安、交通、医疗等系统,让群众生活便捷,也为基层干部减负,“我们要依靠‘数字’,看到乡村未来的模样。”推进三治结合——不断满足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根本目标是什么?代表委员们认为,“说到底,是让老百姓满意。”在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有着更多向往的今天,要着力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让乡村成为宜居宜业的和美家园。“及时化解基层矛盾纠纷,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关键。”全国代表、陕西省甘泉县桥镇乡桥镇村党支部樊九平说,要实现“矛盾不出村”,调解是化解基层矛盾的好方法。“加强村民自治,就要不断提升他们的自治能力。”他建议进一步创新调解的方式,从村民中培养基层调解员,同时成立专职的农村基层调解机构,让农民的纠纷矛盾不出村就能解决。既要春风化雨,也需“有规矩,成方圆”。全国代表、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笏石镇岐厝村党支部曾云英认为,在乡村治理体系中,法治要下沉至乡村一级,组织专门的宣讲队伍把事关农民群众权利义务、事关基层社会稳定和农民群众日常生产、生活联系紧密的法律法规,作为重点内容深入宣传。“网格化管理”是近年来基层治理的创新之举。全国代表、江西省贵溪市樟坪畲族乡雷燕琴说,积极推动农村党员网格化管理,不仅有利于化解基层矛盾,更是以德服人,教化乡风的有效途径,“由网格员挂点联系10至15户群众,宣讲党的各项政策,解决群众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网格员在党员与群众之家架起连心桥,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可以极大提升群众的生活便利指数,带动群众共同构建文明和谐的乡风。”“十里不同天,村村情不同。”全国代表,河北省广平县南阳堡镇后南阳堡村党支部、村委会主任王建广坦言,2018年刚刚担任村主任时,他在乡村治理方面遇到了很大的挑战,村内没有产业,村民没有稳定的收入,对村“两委”班子比较抵触。“我们这5年通过发展乡村产业让村民腰包鼓起来了,如今村内的人居环境、村容村貌、村集体经济以及村民福利待遇等方面都有很大提升,村民对村‘两委’班子十分信赖,乡村治理也水到渠成有了质的提升。”王建广说,“乡村治理也许并没有统一的模板可以简单复制,归根到底是以心换心,治理得好不好、满不满意,咱得让老百姓说了算。”

四川三农新闻网绵阳讯(通讯员 长河川淼)全力以赴拼经济、稳增长,促就业、重创新,谋发展、惠民生,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一家人。在全国政协“”期间,党和国家关于坚决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两个健康”的方针,不断巩固发展民营经济增活力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好评。所谓“两个毫不动摇”就是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也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所谓“三个没有变”,就是非公有制经济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作用没有变,党和政府真正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致力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政策没有变。所谓“两个健康”,是让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治国之道,富民为始。认真执行“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两个健康”的方针,这是激活引导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正确理解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关键。当然,迈向共同富裕,也是民营经济须担承的社会责任。新时代十年,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良性循环、健康成长。总多次明确指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这让搞民营经济的吃下定心丸、安心求发展,且为非公经济走向更广舞台注入了新动力。放开手脚,轻装上阵,一心一意谋发展。所以,作为民营经济人士也要加强自我学习、修养和提升。充分珍视企业的社会形象,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党,践行24字核心价值观,弘扬企业家精神,争国敬业、守法经营、创新创业、回报社会的模范。

我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走在世界前列——在全球74个GIAHS项目中,我国以19项位居各国之首第一个开展国家级农业文化遗产评选第一个发布国家级管理办法第一个启动国家级农业文化遗产监测评估工作第一个启动全国性农业文化遗产普查率先成立了专家委员会和学术性组织,农业文化遗产相关科学论文及著作数量第一率先开展全方位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宣传和培训率先推动农业文化遗产国际合作(记者 吕珂昕 刘诗麟)悠悠青山下,鱼戏稻禾间。田鱼撞击稻秆,将小虫击落水中,鱼儿得以饱餐,稻苗免受虫害,农民收获田鱼和稻谷。这一幅“生产生态两相宜”的场景,就存在于我国首个、世界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之中。2022年7月,为纪念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出GIAHS保护倡议20周年,农业农村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在浙田召开。国家主席习发来贺信,并在信中强调,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璀璨的农耕文明,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责任。中国积极响应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倡议,坚持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不断推进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加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进一步挖掘其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科技等方面价值,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态功能是农业文化遗产的核心功能之一。鉴于以农业文化遗产为代表的传统生态农业模式,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土保持与水源涵养、应对气候变化等具有重要价值,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闵庆文于今年全国提出:“应开展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试点,探索农业文化遗产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农遗天然带有生态属性2022年11月,“浙江庆元林—菇共育系统”正式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截至目前,在全世界74个项目中,我国以19项位居各国之首。2012年起,农业农村部还分6批发布138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第7批遴选工作正在进行中。“浙江庆元林—菇共育系统”申报过程中有过这样一个小波折:该系统最初以“庆元香菇文化系统”名称和“剁花法”为重点进行申报,多数国际专家并不认可。后在闵庆文的建议下,改为“浙江庆元林—菇共育系统”,最终申报成功。“农业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典型特征之一,也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认定标准之一。”闵庆文告诉记者。闵庆文说,“庆元香菇”属于地理标志范畴,“剁花法”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而“林—菇共育系统”则能更好体现该遗产的丰富内涵:第一,庆元是中国生态环境第一县,森林覆盖率达80%以上,遗产核心区位于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园候选区范围内,也是三江(瓯江、闽江、福安江)源头,说明当地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性和人们长期以来形成了森林保护理念;第二,庆元不仅是人类香菇种植的发源地,而且至今传统剁花法、后来的段木法及当前普遍使用的代料法共存,这一香菇种植技术的完整演化链堪称“天然博物馆”;第三,庆元属于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林下菌物资源十分丰富,被誉为“菌物资源宝库”;第四,“庆元林—菇共育系统”文化内涵丰富,除了香菇功夫、菇山话等香菇文化外,还有认树娘等森林生态文化。事实上,所有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都具备与庆元类似的特征:形成多基于当地生产与生态的协调,既是生物多样性的富集地,也是生态农业技术的富集地,还是人们认识生态文化的“基因库”。“从现实存在来看,很多农业文化遗产地都位于重要生态功能区,甚至就属于国家自然保护地或与自然保护地有重叠。”闵庆文讲起各地的农遗如数家珍: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还是国家湿地公园,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还是国家草原自然公园,甘肃迭部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还是国家地质公园,而海南琼中山兰稻作文化系统就位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之中……“农遗的形成,都是当地人为适应生态地理条件而创造出来的。”闵庆文说,很多农遗所在地都不是富庶之地,且往往受到气候多变、地形复杂等自然条件约束,农林牧渔生产“靠天吃饭”,只能选择去适应环境,动用更多智慧且考虑长远发展,从而形成了天然具有生态绿色可持续特征的农业生产方式。农遗蕴藏强大生态保护功能研究证明,以活态性、动态性和系统性为主要特征的农业文化遗产,其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土保持、水源涵养、气候调节、病虫害防治等生态功能与价值十分突出。闵庆文告诉记者,许多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或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稻渔类农业文化遗产发展出许多独特的种养模式,如稻鱼、稻鸭、稻鱼鸭、稻虾、稻蟹、稻蛙等,能够在增产粮食的同时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量,减少农业生产对农田环境的影响,从而增加了农业生物多样性。这类稻田除了提供稻、鱼等农产品外,还具有一般湿地所具有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例如,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就被列为浙江省重要湿地。”闵庆文介绍。这种情况还存在于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之中。红河生态环境良好、动植物资源丰富,是全国三大、云南两大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心之一。以哈尼族为主体的当地人民,依据地理条件构建起“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的山地生态农业景观。据云南农业大学朱有勇院士团队研究发现,当地农民采用常规水稻与传统水稻间作的种植方式有着利用遗传多样性控制病虫害的优势:混合间栽中高度感病的优质地方稻品种的稻瘟病发病率、病情指数均有极显著的下降,防治效果达83%-98%,可以使每亩水稻净增量达到50%,同时减少60%的农药使用量,提高土地利用率10%-15%。山东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是退化土地治理的典范。自公元前602年至今的2600多年中,黄河主流、支流多次流经夏津,为夏津留下了一片30万亩的沙荒地。先人们与自然抗争,通过植树造林抑制风沙、改良土壤,并发展了叶可养蚕、果可食用,既可防风又能固沙的桑树,形成了黄河故道上桑树郁郁、林果相间的古桑树群,也造就了远近闻名的“中国北方落叶果树博物馆”。野生动物保护方面,闵庆文谈道,最典型的是日本“佐渡岛稻田—朱鹮共生系统”对朱鹮的保护。朱鹮以稻田生物为食,对农业生态系统有很强的依赖性和敏感性。日本的朱鹮一度遭遇灭绝,后以中国赠送的一对朱鹮为种源,通过生境重建和人工繁育,在日本佐渡岛恢复了新的朱鹮种群。佐渡岛的传统稻田耕作方法为朱鹮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栖息地。农田灌溉系统及田边洼地,在稻田放干后,为泥鳅、稚虫、蝌蚪等水生动物提供栖息地;秋收后,水田会被重新灌上水,为田间生物创造了良好的生活环境,也为朱鹮提供了冬季栖息之地;鱼道可使鱼类和小型水生生物在田块之间自由活动,也为其提供了逃生通道;与稻田紧邻的水塘为水生生物提供了常年的庇护所,也是生活在水田及周围生物的重要食物补给源。正因为构建了这样一个稻田—朱鹮共生共荣的良好生态系统,2011年,“佐渡岛稻田—朱鹮共生系统”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通过生态补偿推进农遗保护深耕农业文化遗产领域近20年,被誉为“农业文化遗产守护者”的闵庆文认为,农业文化遗产的生态功能应该得到更广泛的认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迫切需要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我们的科学家、管理者和全社会都要对农遗有更加全面的认识,不应忽视其重要的生态功能与价值。充分发挥农遗在生态保护中的特殊作用,政府应当尽快制定生态保护补偿政策。”闵庆文说。从国际认知看,联合国粮农组织、教科文组织及生物多样性公约大会等均高度认可农遗的生态保护价值和发展潜力,多次在相关国际活动中重点推介中国的青田稻鱼共生系统、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等农业文化遗产。从补偿经验看,日本制定了一系列生态补偿措施来保护稻田—朱鹮共生系统:通过政府给予农民直接补贴,促进农民按要求修筑和管理农田,为朱鹮创建“宜居”水田环境;农民按照要求种植水稻可获取农遗品牌认证,从而提高传统农业收益;协同市民、食品公司、旅游企业等多方参与,共同提高农遗地产品价值和农民保护意愿等。正是因为深刻理解农遗的生态价值,多年来,闵庆文带领团队开展了大量农业文化遗产生态价值评估和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立研究。他提出,一是在科学评估农业文化遗产生态服务功能及其价值的基础上,由中央政府和下游地区出资建立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专项基金或特殊补贴;二是通过政策支持、品牌认定、公益宣传等措施,让农业文化遗产地“有文化内涵的生态农产品”的价值显现出来,并通过农文旅融合发展,实现特色农产品的增值和生态与文化产品的价值转换;三是借鉴国际上流行的“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建立城市社区居民与遗产地农民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形成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利益共同体。“农业文化遗产生态保护补偿方式应该是多元化的,不仅包括资金补偿,还包括技术培训、市场开发、政策支持等多种手段。”闵庆文细细分析,在市场机制还没有条件发生作用或者还不能完全发生作用的时候,如绿色农业生产转换期阶段、旅游开发的初始阶段,资金补偿可以为绿色农业生产和旅游基础设施、农业文化遗产软实力开发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而市场发育完善后就可以充分利用市场的力量进行农业文化遗产的动态保护。“需要注意的是,纯市场的力量发挥作用时需要政府管理部门的有效监督,避免‘市场失灵’带来的农业文化遗产破坏。”另外,他还提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生态补偿必须建立标准。“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是补偿机制构建的核心和难点。目前,比较切实可行的方法是将成本投入与效益产出、受偿意愿与补偿意愿、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与消费耦合起来,构建具有可操作性的生态补偿标准。”闵庆文说。

(记者 裴逊琦 李婧 吕珂昕)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如何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打造一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代表委员们一致认为,要通过创新体制机制,打通各类人才的“回村”道路。“荣誉村民”疏通人才回村堵点“一些地区因机制不健全,没给回村人才安排合适的岗位,没能妥善解决食宿等生活难题,也影响人才在农村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全国政协委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石文先指出了当前人才回村面临的诸多堵点。经过仔细斟酌,他准备向大会提交关于建立荣誉村民制度推进乡村振兴的提案,通过建立“荣誉村民”机制,引导人才服务乡村。“为切实解决当前乡村振兴人才难题,推进乡村振兴持续健康发展,我认为应建立‘荣誉村民’制度,引导人才回村。”石文先介绍,根据各个乡村的特点,聚焦个体的短板弱项,推进人才引进工程,将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人才引导进村。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政策,让他们以“荣誉村民”身份在乡村扎根,干事创业。让这部分人积极投身乡村产业发展、公益事业服务。首先,建议可通过村规民约明确“荣誉村民”获取条件、评选程序、权利义务,规范“荣誉村民”引进、管理、退出机制。将“荣誉村民”纳入村集体统一运行管理,对“荣誉村民”住房等方面进行优待,深化“荣誉村民”与村集体之间的利益联结。其次,相关单位应出台相应扶持政策,支持到农村服务的专业技术人才通过项目合作、短期工作、专家服务、兼职等多种形式到农村开展服务活动,作为职称评审、岗位聘用的重要参考。探索“荣誉村民”带头发展产业激励政策,就业创业与其他市场经营主体享有同等或更优惠政策。引导大学生来当高素质农民全国代表、天能控股集团董事长、浙江省长兴县煤山镇新川村张天任说:“大学生到农村就业主要通过政府引导,主要是通过‘三支一扶’‘农村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等项目。大学生到农村的就业岗位单一,市场化岗位较少。”张天任认为,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引导高校毕业生加入高素质农民队伍,既能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又能为乡村发展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满足乡村振兴发展需求。“鼓励农村中小型企业提供更多可供大学生选择的职位。”张天任提出,应打造“政府政策-企业-大学生”的多元化就业层级。针对有意愿提供就业机会的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支持,让企业享受到一定优待,协助企业制定大学生就业管理政策,提高大学生农村就业的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大学生返乡创业仍然存在资金、住房等方面的后顾之忧。”张天任提出,要完善相关社会保障制度,出台大学生失业保障政策。大学生农村创业就业失败,要保障其后续创业就业问题。还要解决入职农业就业的大学生在就近县域及城镇住房待遇以及下一代教育等问题。张天任建议,建立大学生入职高素质农民的资格准入制度,探索形成有效的配套政策。将“大学生入职高素质农民”资格准入制度与大学生学历及接受农业教育的程度结合起来,认定不同的资格准入标准和等级。根据认定标准及高素质农民等级与其优惠政策挂钩,提升高素质农民化的含金量。并且将“大学生入职高素质农民”资格准入制度与信贷发放、税费减免、技术服务等方面政策结合,取得资格认证职业农民大学生在信贷发放、税费减免、技术服务方面给予一定优惠。畅通人才服务农村渠道“一方面,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大中城市流动和集聚的趋势总体上不会改变,农村人才流出现象短期内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另一方面,有资源、有能力、有意愿的城市人又无法回到农村。”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朝阳区政协、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创始院长连玉明表示,破解乡村振兴人才瓶颈,必须创新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制,与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紧密结合。连玉明认为,近年来,各地及有关部门积极探索支持熟悉乡村规划建设的人才参与乡村规划建设。可通过加大乡村规划师培训培养力度,鼓励城市规划师、社区规划师回村,拓展乡村规划师职能等方式,建立健全乡村规划师制度,从而实现以规划引领推动乡村建设。他表示,应创新干部返乡、市民回村、能人回乡、企业兴乡的激励机制和政策体系,发挥新乡贤连接故土、维系乡情的纽带作用,让他们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同时,发挥优势、团结凝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赋能乡村人才振兴。“以‘’为核心的驻村工作队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正在向乡村振兴延伸和拓展。如果系统能够实施以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为核心的社会服务团计划,以组织化、制度化、规范化、社会化方式参与乡村振兴,可以充实乡村振兴人才队伍,探索构建驻村工作队、社会服务团、村民委员会在乡村振兴中三位一体的参与式乡村治理新格局。”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评论员3月5日,习总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曾几何时南粮北调,现在变成了北粮南调。但是我们南方的省份,自己的责任田还是要保住的。在大格局下,大家都要有自觉性。”总这些语重心长的话语,既是对我国粮食生产格局悄然变化的深刻洞察,也是对各地自觉扛起粮食安全责任、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的谆谆叮咛。资料图片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但由于资源禀赋和生产环境的制约,在各地并非均匀分布。古代中国,从自然条件看,南方较之北方,更适宜粮食生产,而彼时北方人多粮少,于是便形成了“南粮北调”的局面。直至当代,随着农业科技的进步和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北方种粮的不利因素被逐渐克服,加之南方一些省份在追求工业化时或多或少放松了粮食生产,“南粮北调”才逐步变成“北粮南调”。古时候,通常来说,盛产粮食的地方,多是物阜民丰之所、富裕富庶之地,诚如谚云:“苏湖熟,天下足”。近现代以来,粮食产量与经济富裕的关联开始淡化。相较于发展工业、服务业而言,种粮比较效益低,产粮大县、粮食生产大省往往不再是经济发达地区,这也导致一些地方发展粮食生产积极性不高。对此,习总在去年全国期间就特别叮嘱:“别光顾着挣钱,把菜篮子、米袋子的责任完全推到市场上。决不能把工业化变成无粮化。”在吃饭问题上,过于依赖市场,不仅会增加粮食供给方的产粮压力,同时也为自身发展埋下隐患,因为一旦产不出、供不上,就是饿肚子的大问题。从全国发展大局看,如果各地都只想吃饭不想种粮,只想吃肉不想养猪,粮食安全谁来保?无论时代如何演变,各地都不能放松甚至丢掉粮食生产的责任,而是要不断增强保住自己责任田的自觉性,把提高粮食自给率作为发展的基石,作为一个前提性基础性要求,抓好抓实。那么,怎么才算有自觉性?首先要从讲的高度深刻认识到粮食生产的极端重要性,认识到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都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负有责任,端稳中国饭碗,不是靠一个地区、一个方面就能实现的,必须通过全国各地、全党全社会“饭碗一起端、责任一起扛”的共同努力。不仅要在思想层面认识透,还要从实践层面切实提高重农抓粮的积极性,不用中央响鼓重槌,就主动地扛起粮食生产责任,把保面积、保产量作为一项硬任务,不折不扣地落实下去。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保障粮食安全之于经济社会大局的基础支撑性作用更加凸显。这一形势下,如何更好地增强各地抓粮的自觉性,各尽其责端稳中国饭碗,是新征程上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大课题,必须认真对待、努力答好。

(记者 李霞)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18次提到“粮食”,稳定粮食生产依然是今年的工作重点之一。怎样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中?在今年的全国上,围绕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的热点话题,全国代表委员纷纷献智献策。记者了解到,在十四届全国一次会议四川代表团向大会提交的全团建议中,《关于持续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力度》等建议受到高度关注;同时,住川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的提案《关于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的提案》也同样引人注目。“怎么扎紧我们的‘粮袋子’?”“如何提高耕地的质量?”“怎么才能产出更好的粮食?”……这些建议中的关注点都集中在耕地保护、耕地质量以及粮食生产上,全国代表、住川全国政协委员表示,希望让中国饭碗装上更多“天府粮”。资料图片守牢耕地红线建议“建立智慧化协同化执法监管体系”万物土中生,有土斯有粮。在代表委员们看来,要端牢中国的饭碗,扎紧“粮袋子”,根本是要守住耕地的红线,提升耕地质量。“去年我们守住了18亿亩的耕地红线。”全国政协委员、攀枝花市副市长李明表示,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要落实“长牙齿”的耕地保护硬措施。“现在有些地方还缺乏保护耕地的内生动力,违法占地建房等现象还是存在的。”她认为,要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从耕地保护中获得长期稳定的比较收益,“建议发挥国土空间规划引领作用,建立智慧化协同化执法监管体系。”“耕地保护‘长牙齿’的措施要落实到基层。”全国代表、广元市苍溪县白驿镇岫云村党支部李君认为,近年来中央和省级层面对于严守耕地红线的硬措施不少,“从确保粮食安全到耕地不能‘非农化’,粮田不能‘非农化’,再到坚决遏制各类违法乱占耕地行为,彰显了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严防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强大决心。”李君建议,必须“软硬兼施”,把耕地保护措施落到实处。硬,是厘清责任,明确基层组织、耕地承包者、耕地经营者耕地保护责任清单,“让大家不得不保护”。软,是试点耕地保护补偿激励,实现“谁保护、谁受益”,“让大家愿意保护”。提升耕地质量建议“强化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在耕地质量。在代表委员们看来,重点是要强化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保障,提高投入强度。如何保障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要保障。”全国代表、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徐芝文介绍,中央提出,要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但现有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央补贴标准仅为1000元/亩,四川丘陵较多,耕地分散,亩均投入水平较高,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资金压力较大。徐芝文建议,扩大涉农项目资金整合范围等,为高标准农田建设再添一把火。“国家一直很重视‘三农’工作,这次又提到‘新建高标准农田4.65亿亩’。”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会长蓝逢辉建议,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产业提质增效的支持力度,强化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保障,加大投入力度和管护力度。“对于四川而言,待建设的农田位置更加偏远、条件更加复杂,尤其是西部山区和丘陵地带的地理条件,导致高标准农田的投入力度偏高。”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阿坝州会主任李为国建议,加大中央财政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投入力度,在原有投入总量规模基础上,增量可统筹用于新建和改造提升项目,对建好后的高标准农田还要加强管护,确保建成后的高标准农田长效运行。提升粮食产量建议“打造生物育种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如何让耕地产出好粮?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对粮食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育良种。种业是农业的芯片。四川目前的11个国家级育种基地普遍存在机械化程度低、基础设施条件差等问题。”全国代表、四川农业大学校长吴德建议,通过立法,在人才培养、政策扶持上保障整个种业健康成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他还建议,从改变土地经营方式和提升机械化率、改变补贴方式入手,助推四川多产好粮。“要集中力量解决生物育种等关键‘卡脖子’问题,促进农业价值链向中高端跃升。”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认为,农业强国既体现在育种的提升,也体现在农业人员素质的提升。代表委员们表示,要加强生物育种国家重点实验室创新平台建设,打造生物育种产教融合创新平台,打造国际领先的育种制种基地,支持四川建设国家区域粮油、蔬菜、生猪种业创新中心;要加大高端人才引进力度,更大力度激励科技人才创新;要加快大农机购置补贴支持力度,对西南丘陵地区、贫困衔接地区等社会购买力弱的地区实行差异化补贴政策。

(记者 寇敏芳)“看直播了吗?有什么新的建议吗?”3月5日,十四届全国一次会议开幕,全国代表、好医生药业集团董事长耿福能在开幕会后第一时间给大凉山的老朋友们打去了电话,其中一位是凉山州布拖县乐安乡火灯村党支部马查阿俄。8年前,好医生药业集团和火灯村结成“万企帮万村”帮扶对子。每年前,耿福能都要到火灯村去走走,听听乡亲们的建议。今年,耿福能提交了《关于研发山区智慧机械设备,发展大农业大科技的建议》,其中就有马查阿俄和村民们的诉求。建议中提出,以中药材种植为例,研发针对某类药材的专用农业机械,提高精细化作业效率;开展农机机械作业补贴,加大购置补贴力度,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在具备条件的特色基地和示范产业园大力推广信息数字技术,完善农业信息技术标准和服务体系,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灵活政策优惠机制,以点带面,辐射带动广大乡村广泛应用数字技术。“以前,我们聚焦的是农户,精准帮扶他们脱贫,更多是‘输血’。现在,要帮助整个村子建立稳固长效的产业根基,重点在‘造血’。”在布拖县,好医生药业集团投资1.1亿元修建了现代化中药材加工厂,每年可加工以附子为主的中药材7000多吨和以苦荞为主的大健康产品1000多吨,还为村民提供岗位,让他们可以在家门口实现增收。

(黎朝晖)习总在主持召开中央局会会议专题研究三农工作时强调,“三农”工作领域的领导干部要抓紧提高“三农”工作本领。在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指出,要加大对涉农干部的培训力度,提高“三农”工作本领,改进工作作风,打造一支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有领导农业强国建设能力的“三农”干部队伍。广大三农干部特别是履行决策职责的三农领导干部,必须“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讲党性、强素质、勇担当、重情怀,做到过硬、业务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国的伟大实践中履职尽责,建功立业。讲党性,做到过硬。加强党性锻炼,不断提高判断力、领悟力、执行力,坚决听党话,永远跟党走。充分理解三农之重、三农之大、三农之难,确保党的三农政策全面落实落地、开花结果。胸怀“国之大者”,科学把握耕地、种子、科技、装备等关键环节,稳住农业基本盘,夯实三农压舱石,确保农业农村现代化稳步推进,确保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不忘初心,不辱使命,以农业强促国家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强素质,做到业务过硬。不断加强知识积累,不断强化业务训练,成为“懂农业”的行家里手。了解熟悉中华优秀农耕文化,从中汲取养分;正确认识农村、农业、农民在中国、建设、改革过程中的重大贡献,从中吸取力量,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赓续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三农独特作用。理解掌握农业农村发展规律,依照农时和生物节律,统筹谋划春种、夏耘、秋收、冬藏等各项农事活动。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实现农业生产、乡村生态、农民生活的良性循环。精研细读涉农法律法规,依法行政、依法维权。兼修并蓄提高综合素质,具备应时而动、敢闯敢试的创新思维,坚韧不拔、攻坚克难的意志品质,历史与现实、当前与长远、国内与国际等视野,成为复合型领导干部。勇担当,做到能力过硬。担当实干,敢抓善管。善于抓环境、抓合力,全力争取党委、、政府、政协以及上级主管部门的重视、支持,主动凝聚各部门单位以及社会各界的资源、力量,为三农工作营造良好环境,形成最大合力。善于抓重点、抓关键,科学研判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细化量化,明职明责,到岗到人。善于抓督查、抓考核,对于重点工作、关键环节,如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开展专项督查,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科学开展农业农村工作、乡村振兴年度考核,通过督查、考核,有力有序推动工作开展。重情怀,做到作风过硬。时刻把农村的急难愁盼、农民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落实到实际工作中。深入一线,汲取群众智慧,尊重群众首倡,把述职报告写在田间地头、山川河流,用自己脚上的泥巴、身上的尘土,赢得农民的信赖,换得农民的收获。身先士卒,带领群众干,干给群众看,把“草帽雨衣”作为日常必备,把“汗流浃背”作为日常标配,用自己的辛苦指数换取农民的幸福指数,让广大农村尽快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所有农户尽早进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与民共情,坚持农民利益至上;进村入户坚持“四不两直”,减轻基层负担;来信来访落实“首问负责”,全程优质服务。廉洁自律,洁身自好,既干活又干净,争当务实、清廉的“领头雁”。(作者系湖南省岳阳市委农办主任、岳阳市农业农村局党组、局长)

(王勇 张宇涵)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统计监测体系,进而探索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突破路径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深度解析农业农村现代化内涵是科学监测的基石。当下,农业农村现代化不单单局限于农业生产方式的进步,更是一场农业与农村一体化发展的现代化变革,包含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产业与地域融合、安全与发展兼顾、整体谋划与梯次推进并立,是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要特点。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为一种战略性质的统计对象,其统计监测内容可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发展基础监测,即明确地方农业与农村的发展禀赋、行业情况、特点及优势,为科学规划发展目标、及时调整重点任务提供支持;二是整体投入统计,即衡量政府部门及相关企业用于农业农村发展的人力与资金投入,为评估政绩和成果推进效率提供参考;三是发展进程监测,即客观度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状态,顺应数字时代进程,形成全面的跟踪监测与分析预警体系,为农业农村发展情况的深入分析和科学决策提供更及时的咨政建议;四是发展结果评价,以地方发展的年度预期目标、中长期发展规划为依据,评价农业农村现代化各发展阶段的完成情况,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战略落实提供可靠的科学研判和发展路径建议。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统计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包含数据收集、清洗、整合以及质量评估多项工作,其工作内容庞杂,涉及经济、环境、社会、人口等多个领域,覆盖农户、农业产业链相关企业、政府部门等多个对象。此外,伴随着“数字乡村”“互联网+农业”的不断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数据来源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继宏观统计数据及调研数据之后,依托物联网、移动互联网、智能设备、遥感、无人机等现代信息技术采集的农业农村大数据逐渐扩大,成为探索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数据来源,加大了数据信息质量把控的难度。为满足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监测及相关政策分析对全面、高质量、高时效、高共享的农业农村数据的需要,完善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统计工作刻不容缓。首先,应扩大数据获取视角,明确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数据需求。应基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理论和实地调查成果,从视角出发,整合政府、行业、企业、个人对相关数据的需要,进一步扩充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础数据库。其次,应系统优化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统计体系,完善我国统计口径、数据采集、数据处理以及各部门数据共享的统计制度,尤其强调农业物联网、农村电子商务、地理空间等大数据的统计工作与现有统计制度的兼容性,以提升数据覆盖面与准确性。最后,应基于需求分析与统计体系优化的结果,构建用于整合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智能数据平台,实现数据安全责任化、数据采集自动化、数据使用便捷化、服务用户多面化,为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持,促进统计体系发展完善,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数字化进程。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其内涵的丰富性、数据的多样性以及发展规划的差异性对其统计监测方法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立足精准判断、因地制宜、长效治理的核心需求,科学搭建切实服务于地方农业农村建设以及政策实施的统计监测方法体系,是确保农业农村现代化平稳有序推进的必要准备。建设服务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条件分级、进程判断、成果评价、底线预警等各类指数的测算方法体系。包括指标的筛选、赋权、性能调整与优化以及指数的综合评价模型等,致力于为后续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分析提供可靠的指数工具。建设服务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预测的趋势分析方法体系。包括基于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数本身开展的动态分析、基于经济、空间等因素开展的地区间关联网络分析等,为农业农村现代化阶段性的目标规划提供支持。建设服务于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律探索的监测方法体系。包括探索农业农村系统内部规律的耦合协调模型、探索整体演化规律的时空分析方法,以及探索国际与国内发展规律的差异分析方法等,以期合理规划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趋向以及可能的区域联合发展模式。建设服务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关键因素识别的分析方法体系。包括识别内在发展制约的障碍度模型、识别外部重要因素的理论模型以及识别地区实时发展问题的大数据分析方法等,辅助因地制宜、问题导向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路径设计。综而观之,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统计监测应立足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涵扎实展开,发挥数据服务、分析研判以及监测预警的作用,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高质量推进探路,促进农业强国战略部署的有效落实。(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

(卢景斌)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农业机械化是重要一环,而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是农业机械化的重要基础支撑。围绕加快提升吉林现代农机试验鉴定能力、助力加快建设农业强省,笔者进行了一些调研和思考。新形势下提升农机试验鉴定的“三个新要求”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对农机试验鉴定保供给提出新要求。从保障粮食安全的视角看,我国粮食生产面临需求刚性增长、消费不断升级以及全球农产品贸易不确定性明显增强等挑战。确保粮食安全,迫切需要以高质高效的农业机械化技术装备降损失、提效率、增效益、保安全。从发展现代农业生产的视角看,农业生产已进入机械化为主导的新阶段,对农机的需求正由部分品种生产的局部需求转变为种养加全链条的需求,从非刚性需求转变为离不开的刚性需求。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视角看,发展乡村特色产业,转移就业带动增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以及推动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越来越离不开农业机械化的助力和驱动。因此,需要始终心怀“国之大者”,坚持农业农村工作的重心在哪里,农机试验鉴定工作就跟到哪里,切实为农业发展提效益、粮食生产提产能、乡村建设提质量、农民增收提后劲贡献农业机械化力量。加快推进农机装备转型升级对农机试验鉴定补短板提出新要求。需着重优先做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机械装备鉴定供给和先进适用技术推广,抓细抓实机械化防灾减损措施。大力推进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所需机械装备试验示范,抓好大豆、油菜、花生等油料作物机械化生产,总结推广一批稳产增产、高质高效的机械化技术方案。多措并举抓好蔬菜、肉禽、蛋奶机械化生产,助力稳产保供,抵御供给风险。从“补短板”的视角看,围绕“一大一小”和重要品种机械化生产薄弱环节,需推进农机装备提档升级,加快大马力机械、丘陵山区和设施园艺小型机械、高端智能机械推广,推进北斗智能终端在农业生产领域应用,推动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农机生产供应体系,做大做强应用市场,力争早日实现补短板目标。从强弱项的视角看,围绕充分发挥农机鉴定推广系统的技术优势,主动与农机研发制造主体对接,加大专用农机装备标准及大纲制定修订力度,创新搭建农机试验鉴定及试验验证、检验检测公共平台。不断加大技术推广力度,因地制宜扩展农机应用场景,培育壮大农机社会化服务主体,推动形成产学研推用协同发力、联合攻关的局面。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全程全面高质高效发展,对农机试验鉴定促升级提出新要求。从优化结构的视角看,需紧扣2035年农业生产基本实现机械化全覆盖目标,结合各地农机化发展实际,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全面系统研究农机鉴定推广需求。从强化支撑的视角看,需紧扣农机化装备支撑生产,持续推进农机研发制造与技术推广机制创新、服务组织形式与社会化服务机制创新、管理制度与扶持政策创新。推动构建农机、农艺、农田、农业经营方式相协同,品种、土地、机具、种养方式相集成,主体、规模、装备、技术相统筹,产前、产中、产后机具相配套的机械化生产技术体系,不断增强农机试验鉴定公共服务供给。从提升质量的视角看,需紧扣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全面梳理农机鉴定供给情况,持续改善试验鉴定条件,优化鉴定产品种类结构,推动种植业与其他产业、生产环节与产前产后环节的鉴定能力布局更加科学。加快农机新产品鉴定,有序推进农机鉴定采信检测结果工作规范化。统筹做好农机鉴定、农机质量调查、农机投诉监督等工作,促进农机产品质量和企业服务质量提升,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向全程全面高质高效发展迈进。肩负新任务探索农机试验鉴定“三个新突破”一是力求在农机试验鉴定基础支撑底盘建设上实现新突破。优化全流程链条,紧盯申报、受理、鉴定、审核、发证等关键环节,坚持科学、严谨,认真、求实,细致、精准等重要原则,恪守先进性、实用性、安全性、可靠性等技术标准,从根本上保障和提升农机试验鉴定能力。全面梳理急需部署到农业生产一线的机具鉴定需求,按照依法依规、特事特办、急用先行的原则,建立急需急用机具鉴定的工作机制,开辟绿色通道,支持急需急用机具优先开展鉴定。紧盯有效保障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等强农惠农政策实施,拓展农机鉴定实施范围。认真按照《农业机械试验鉴定办法》《农业机械试验鉴定工作规范》等有关规定,发挥好农机试验鉴定的“利剑”作用,严格把住从申报直到发证各个关口,严格把不合格的农机产品挡在门外,真正将“优机优补、奖优罚劣”的政策落到实处。坚持把廉洁承诺告知制度贯穿农机试验鉴定各个关键环节,诚恳接受企业监督。把握好农机质量既是农机生产者的生命线,也是农机消费者的生命线原则。通过探索第三方采信,强化部省之间、省际之间、农机鉴定机构与社会检验检测机构之间的协同配合,多方面扩展鉴定资源,提升供给服务能力。加强与国家级有关农机科研院所和重点实验室的深度合作,探索开展农机试验鉴定检验检测采信第三方检验检测结果试点,积极稳妥推动鉴定公益性资源和市场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既注重充分利用公益性农机试验鉴定检验检测机构的基础性保障优势,也注重发挥市场的应变应需灵活性优势,科学采信具有一定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的检验检测结果,加强检验检测技术交流合作和优势互补。加快加强智能化设施建设,围绕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实施农业机械化提升行动,加快提升农业机械化特别是现代智能高端农机装备支撑保障能力,谋划建设东北地区乃至全国一流的现代智能高端大型农机试验鉴定检验检测中心,初步规划布局室外试验、室内试验、机具停放展示和综合办公等大的功能区。立足吉林,辐射东北,服务全国,努力蹚出一条差异化、特色化、高端化的新路径,为全省和服务全国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全程全面高质高效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能力支撑。二是力求在黑土地保护利用特色农机试验鉴定上实现新突破。加强大宗作物农机鉴定能力,着重突出玉米、水稻、大豆等主要粮食作物全程机械化,加大耕、种、管、收及烘干、秸秆处理等主要环节所需新机具新产品的试验鉴定力度,尽最大努力保障用户对农机的多样化、差异化、高端化、大型化等实际需求,特别是要满足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保护利用黑土地、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等方面对“专精特新”农业机械的现实需要。需要把农机试验鉴定的重心放在保黑土、保粮仓、让中国人的饭碗多装吉林粮这个战略基石上。开展经济作物农机鉴定。树立大食物观,着眼为各类食物生产提供农机装备保障,在特色经济作物、山区和半山区耕地宜机化、设施农业、畜牧业、林果业等所需农机试验鉴定上,加快拐点破题,加长“木桶短板”。从“改地适机”“改机适地”两端发力,加快农机作业及通行条件改造和轻简型适用机具研发推广,千方百计减少撂荒地现象。尽快将高效经济作物专用机械,丘陵山区、设施大棚适用专用机械、畜牧养殖业专用机械、林果业专用机械提上落实试验鉴定日程,既做好大宗作物全程机械化鉴定文章,也做好经济作物全面机械化鉴定文章。就高端智能农机鉴定而言,目前,我国已成为农机生产制造和使用大国,生产产品达到数千种。但大而不强、多而不优、部分关键技术和核心零部件材料受制于人、部分高端机具依赖进口、部分领域与环节或地区“无机可用”“无好机可用”等问题依然存在。尤其是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缺乏问题较明显,迫切需要我们瞄准农业生产需求精准补上农机装备短板。需要突出抓好浅山宜机化改造示范,组织开展智慧高产示范,加大抛秧机和大马力拖拉机等高端智能安全农机推广力度。需要抓住主要农作物特别是粮食作物关键环节,大力开展耕种管收等环节智能化农机试验鉴定。比如,在无人驾驶、农机作业远程电子监测、精准变量施肥施药及农业环境自动控制等智能化设备的试验鉴定上,要“下先手棋”“下快手棋”。三是力求在农机试验鉴定质量投诉监督体系建设上实现新突破。延伸监督触角。加强农机质量监督体系建设,运用信息化手段提高质量监督工作效率和效果,依法依规做好投诉受理和纠纷调解。探索将省、市、县农业机械质量投诉监督体系延伸到乡镇,构建省、市、县、乡四级联动机制,使这个体系链条更加接地气更加连接农民需求,让用户足不出乡村就能反映合理诉求,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和萌芽状态。各地农业机械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明确乡镇农业机械质量投诉监督机构的职责职能,保障必要的工作条件和经费,应当配备和具备符合工作要求的人员、场所、设备和工作制度。扩大证后监督覆盖面,不仅要开展推广鉴定证后监督,也要创新开展专项鉴定证后监督,努力做到证后监督不留盲区、不留死角。扩大证后监督对象抽查比例,采取“双随机一公开”的抽查方式,力争抽检率由现在的30%扩大到60%,切实保证生产者名称、地址及产品的一致性和证书、标志的正确使用,防止“挂羊头卖狗肉”。加大有效期内证后监督检查力度,对不合格产品相应证书或生产者所有证书,该撤销的撤销、该注销的注销,绝不姑息、绝不手软。抓好政府关注、农民关心的重点农机产品质量调查,促进企业提升质量,改进服务,形成重质量、重创新的良好导向。积极调处维权。各地农机质量投诉监督机构,严格遵循“属地管理、首问负责、就近处理、无偿服务”的原则开展工作,方便农机用户投诉,对反映问题比较集中的农机产品,及时督促生产企业或经销商整改,妥善处理,按时汇总和认真分析辖区内的农机质量投诉信息,并逐级上报。质量投诉监督工作与“基层建设年”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对用户的诉求不躲、不拖、不推诿扯皮,真正站在农机消费者的角度考虑问题、调查问题、解决问题。积极创新“农机3·15”消费者权益日活动内容和方式,并扩大活动影响力,切实维护农机消费者合法权益。(作者系吉林省农业机械化管理中心、主任)

(记者 王田 陈艺娇)保障粮食安全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物质基础”,无不体现着粮食安全在党和国家重大战略中的分量。今年全国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五年来,我们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完善强农惠农政策,持续抓紧抓好农业生产,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入新时期,迎接新挑战,未来,我们应该如何全面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下一步,该从哪些方面提高粮食产能?上,代表委员就此展开了热烈讨论。资料图片藏粮于地提升耕地质量“粮食问题在我们三农领域代表中一直是非常关注的话题。总讲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我认为根本的是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全国代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建议,要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赵皖平认为,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举措。高标准农田建设在抓数量的同时,也要抓质量。在农田防护林与生态环境保护工程方面,应有利于改善农田周围的生态环境,促进耕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使之成为真正的粮食生产功能区和优势区。“通过把中低产田的产能提高到高产田,把低产田变成中产田,提高粮食产能。”全国代表、江苏省南京土壤研究所所长沈仁芳表示,在耕地数量不变的情况下,提高粮食单产,总产量就会相应增加。“此外还要挖掘边际土地潜力,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战略后备耕地资源。”“万物土中生,有土才有粮。耕地红线是‘高压线’,也是粮食安全的‘生命线’。”全国代表,天能控股集团董事长、浙江省长兴县煤山镇新川村张天任表示,党的以来,我国各地区各部门高度重视对耕地“非农化”“非粮化”问题的处置,不断优化耕地质量,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张天任建议,要强化粮食生产功能区管理,做好粮食生产功能区建设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严格查处各种非粮化行为,同时,充分发挥村集体在优化和完善土地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结合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整治项目,推动土地经营权流转,全面提升粮食规模经营水平。资料图片藏粮于技提高粮食单产解决吃饭问题,根本出路在科技。代表委员一致认为,藏粮于技也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一环。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保障粮食生产、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全国政协委员、六盘水市钟山区大湾镇杨松在调研中发现,由于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当地农村劳动力主要是老弱妇孺,对农业机械的性能、操作以及保养等知识了解不足,导致农机具使用效率低,农机具推广应用普及有难度。因此他建议,加大对山地型适用农机的研发,针对像贵州这样的山地地形,研发一些小型化、省力型、多功能的山地农业机械。与此同时,将山地机械人才培育纳入中高职教育,加大对山地型适用农机的补贴,真正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我们需要破解‘卡脖子’技术,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和应用推广。”全国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贵州大学校长宋宝安认为,要充分发挥农业科技的作用,通过先进技术的转化,带动粮食产业发展。科技工作者开展“一对一”“点对点”“面对面”的技术指导咨询,培养农业科技人才,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只有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代表委员对此深感认同。“为了培育出更多品质优良的种子,牢牢夯实我国的粮食安全根基,我认为要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完善种质资源中长期库(圃、场)基础设施条件。”全国代表、闽南师范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陆銮眉表示,截至目前,我国农业用种总体供应充足,但需要进一步加快推进现代种业发展步伐。陆銮眉告诉记者,要提高育种创新能力,综合运用前沿生物技术和常规育种手段,建立现代精准育种技术体系。同时,做大做强现代种业企业,实施重大品种联合攻关,完善种子监管体系建设,为现代种业发展保驾护航。资料图片节粮扩油激发内生动力从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大豆振兴计划,到今年提出加力扩种大豆油料。稳住口粮的同时,也要拎稳“油瓶子”,代表委员纷纷建言,提高大豆油料产能和自给率,激发大豆主产区内生动力。“国家近年积极实施国产大豆振兴计划,去年大力实施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开局良好,大豆油料扩种成效明显。”全国代表,九三集团铁岭大豆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史洪斌表示,国产大豆振兴整体态势向好。对于大豆产业发展的建议,史洪斌认为,在种植端方面,通过宏观调控缩小大豆玉米收益差距,增加种植者补贴,保障种植利润。在加工端方面,给予大豆加工企业加工补贴,发挥大型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给予精深加工或产能扩张支持,有效促进产业加工转化。“中国大豆看黑龙江、黑龙江大豆看海伦。”黑龙江海伦市向秋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高向秋告诉记者,海伦市是全国优质大豆之乡,为提高农户生产积极性,亟须打出扶持政策“组合拳”。如扶持主产区现有大豆加工企业,对有一定规模和发展潜力的加工企业改造升级过程中,给予一定资金补贴,推动企业完成由初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化。全国代表、四川农业大学校长吴德告诉记者,大豆油料和玉米是关乎粮食安全的重要问题,去年推广的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真正实现“玉米不减产,多收一季豆”目标,建议从果蔬补粮、加工储粮、养殖节粮等方面进一步保障粮食安全。“我第二个提案的内容,主要关系粮食安全的问题。一直以来,国家提出节约粮食,要保证粮食的供应,要藏粮于地,起到相当大的积极作用。同时提出光盘行动,减少消费端的浪费,现已逐步形成共识。”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永好建议,要节约用粮,支持企业牵头开展饲料节粮科技创新联合行动,从原料端保障饲料用粮安全。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评论员习总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我们现在推进乡村振兴,需要大量的人才和优质劳动力。我们的年轻人、知识分子,也要双向流动。一方面在城镇化过程中成为新市民,另一方面农村对人才需求很大。这方面国家要有一些导向,有一些政策支持。总亲切朴实的话语,既饱含对人才振兴的厚望,更为强化乡村振兴的人才支撑指明了努力方向。资料图片乡村要振兴,人才必先行,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要素和重要资源。党的以来,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在三农建功立业的主战场上,正是因为有各方人才持续向基层一线汇聚,有本地干部队伍和“土专家”“田秀才”等乡土人才共同努力,我们才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更离不开人才这个第一资源。然而受多重因素影响,人才短缺仍是制约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瓶颈,人才流失现象还在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一方面,这与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进城的大趋势有关。另一方面,当前乡村软硬件还存在短板,还有产业发展吸引力不足、返乡创业就业政策有待完善等问题。乡村要发展,必须要改变人才从乡村单向流动到城市的现象,真正促进“双向流动”。为此,习总在去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引进一批人才,有序引导大学毕业生到乡、能人回乡、农民工返乡、企业家入乡。此次在全国会场再次作出深刻阐释,进一步明确了为乡村振兴聚人才的思路和路径。贯彻落实这一重要指示精神,要在“双向流动”中盘活城乡人才资源,充分调动各类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首先,要转变思路,破除壁垒,让人才能在城乡之间“动起来”。树立“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阶段性用才理念,探索乡土人才职称评价制度、科研人员返乡入乡兼职和离岗创业制度等,让各方人才都能在乡村热土上干事创业、有所成就。其次,要抓紧补短板强弱项。在城市,加强就业公共服务,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衔接和区域转移;在乡村,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逐步提高生活舒适度。最后,还要搭建城乡人才创新创业的平台,完善配套条件,对返乡创业就业人才给予更多政策扶持和资源支持,以发展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城乡融合发展,首先是人的融合发展。农业农村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最需要高质量人才。随着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协同推进,相信一定会出现更多在城乡大展身手的“新市民”“新农人”。

(记者 张庭铭)3月5日,当记者联系到全国代表、南江县五郎黄羊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汪其德时,他正在驻地宾馆整理优化自己的建议。汪其德说,这次全国,自己最关注的一个话题是:如何破解乡村产业振兴的人才困局。10多年前,汪其德回到老家南江县沙河镇五郎村,瞄准南江黄羊发展养殖业,并创办了南江五郎黄羊养殖专业合作社,成为远近闻名的“羊倌”。为了让更多老乡加入养羊队伍,壮大乡村养殖产业,汪其德所在的合作社提出了“借羊还羊”扶贫帮困发展模式,即:将种羊免费借给有意愿的养殖户,2年后仅回收等量或等价的羊,增加的收入和繁殖的小羊归农户所有。近3年来,汪其德无偿向村里328户村民借羊7000余只,户均养殖年收入超过1万元。乡亲们的收入增加了,汪其德却发现,人才的缺乏成了制约黄羊产业进一步扩大的瓶颈。汪其德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几年前,当地引进了一位畜牧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主要负责给合作社提供养殖技术指导。但不到1年,人就离开了。“我问他为什么不愿意留下?对方表示,离开的原因是这里收入不高,无法照顾家庭生活。”调研中,汪其德发现,技术和管理人才对黄羊养殖产业的发展促进作用很大。他以自己的经历为例,在聘请专业管理团队前,合作社一年的销售额只有4000万元左右;聘请了专业管理团队后,合作社的年销售额突破了8000万元,之后每年还以20%左右的幅度增长。如果黄羊感染传染病,有更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指导,可以让养殖户少受损失。“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非常需要人才,但人才来了却留不下来。”为此,汪其德建议,有条件的乡村地区可以探索“周末工程师”等柔性人才引进政策。汪其德介绍,与一般的刚性人才引进不同,“周末工程师”“周末专家”等柔性人才引进政策,是有需要时才邀请来解决问题,而不是把专家引进到一个地方进行服务。“乡村、县城不比城市,在人才待遇和配套措施上难免会存在差距。但是,存在差距并不意味着不引进人才、不发展产业。我们可以尝试更加灵活的用人方式,争取让人才为我们所用。”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记者 姚媛 裴逊琦)在2022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总强调:“建设农业强国要体现中国特色,立足我国国情,立足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农耕文明的历史底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要求,走自己的路,不简单照搬国外现代化农业强国模式”,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锚定建设中国特色农业强国目标,如何科学谋划和推进三农工作?代表委员积极建言献策。从农业大国迈向农业强国“粮食产量连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从67%提高到73%”“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系统回顾了过去5年来,我国农业农村的成就。“近10年来,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围绕粮食生产和安全,中国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在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等方面取得突出成就。但从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现实以及中外农业发展的比较来看,现阶段中国现代农业离农业强国目标还有距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杜志雄说。超级稻双季亩产达1603.9公斤、再生稻两季连续多年示范产量超过1000公斤、种业全产业链产值达392亿元……这是湖南省的水稻“成绩单”。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水稻大省也面临着短板的制约。“丘陵山区仍存在‘无机可用’和‘无好机用’问题。”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兰定国说,“近两年,省级财政安排2000万元支持农机装备创新研发,系统梳理农机装备短板弱项清单,采用科研项目‘揭榜挂帅’方式,推动适用南方特性的通用机具、零部件或技术,以及粮棉油、果蔬茶、畜禽水产等装备技术攻关。”“农业强国必须有现代化的高质量畜牧业。”全国政协委员、延边畜牧开发集团董事长吕爱辉提出,要注重补短板、强弱项,破解畜牧业关键核心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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